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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為“包產到戶”做好了被撤職的準備

放大字體  縮小字體發布時間:2019-01-03  瀏覽次數:18091
導讀: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1975年,我來到安徽滁縣任職,歷任滁縣地區革委會主任、副書記、書記。1977年上半年,我們組織了300多名干部,...

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

1975年,我來到安徽滁縣任職,歷任滁縣地區革委會主任、副書記、書記。

1977年上半年,我們組織了300多名干部,深入到400多個生產隊進行調查,并向省委上交了報告——《關于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查情況和今后意見》。

當年6月份,剛剛上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、革委會主任的萬里同志看到這份報告后,立即批轉給各地、市委,指出滁縣地區進行調查研究,這是個好的開端。“報告所提的意見,可供各地參考。”這是萬里到安徽后批轉的第一個報告。

同時,省委第二書記顧卓新,讓我從100多篇調查報告中選擇幾十篇印成書發給各地參考。此后省委負責同志又親自到農村調查,在滁縣地委報告的基礎上,形成了省委《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決定》(簡稱“省委六條”),經全省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修改后,于11月下旬公布,在全省貫徹執行。

“省委六條”的主要內容有: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,只需個人干的活可以責任到人;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。

這些規定現在看來沒有什么了不起,但在當時尚屬“禁區”,具有較大的沖擊力,反響強烈,深受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。

1978年2月3日,《人民日報》專門發表文章《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》。

小崗村的“生死文書”

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。9月初,地委召開了四級干部會議,布置生產自救和秋耕秋種。此時,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的大討論已經進行了幾個月,“兩個凡是”的觀點正受到質疑。

會上,許多公社干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:農業長期上不去,原因究竟在哪里?一個公社上不去,兩個公社上不去,為什么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?難道我們都是笨蛋嗎?

公社干部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,放手讓下面干,干好了不求表揚,干不好自動下臺。

更令人奇怪的是,在普遍減產的情況下,來安和天長兩個縣的幾個公社卻全面增產。于是我鼓勵大家暢所欲言,這幾位公社書記這才公開了三個“秘密武器”: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組;天長縣新街公社實行棉花包產到戶;來安縣廣大公社實行了干部崗位責任制,年終時按各項生產指標實行獎罰。

會后,我立即趕到省會合肥,向萬里書記作了詳細的匯報。萬里立即指示:“對這三個典型社隊要進行詳細調查,并向省委寫出報告。”

看到調查報告后,萬里隨即通知地委進行試點。我們立即組織試點。結果,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范圍,許多公社爭當試點,不是試點的公社也自發加入。

隨著包產到組的發展,一部分生產隊暗中開始了“包產到戶”,其中就有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,也就是現在家喻戶曉的小崗村。

1978年秋天,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帶領18戶人家搞了大包干;年底,18位社員偷偷摸摸簽訂了一份“生死文書”, 在那張大紙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。

坦率地說,當時的一些細節我不是很清楚。但到了第二年,小崗生產隊創造了奇跡。18戶農民有12戶超過萬斤糧,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,社員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。自1957年起,23年來,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和油料任務,分別超額6倍和80倍。

農民群眾對“大包干”贊不絕口:“鞋合腳,政策好。人出力,地獻寶!”“大包干,真正好,干部社員都想搞。只要干上三五年,吃陳糧燒陳草。”

1978年12月,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。會議決定從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轉移到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”,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。

包產到戶有了“地方戶口”

1980年春節前,萬里同志來到小崗生產隊,挨門挨戶看了一遍,非常高興。有人指責小崗生產隊是開倒車,他當即表態,“地委同意你們先干三年,我批準你們先干五年。只要多打糧食,對國家多貢獻,集體多提留,社員生活能改善,干一輩子也不是開倒車。”

1980年初,省委召開全省農村工作會議。我作了題為 《順應民心,積極引導》的發言,要求給“大包干”報個戶口,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形式。我認為勞動者的積極性高與低,是檢驗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標志,實踐證明大包干到戶責任制,就是讓農民穿上了“合腳鞋”,因而中國的農業才能跨大步。

后來,在會議總結時,萬里同志指出:“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,問題是已經有了,孩子已經生下來了,他媽媽挺高興,你不給他報戶口,行嗎?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,孩子挺好的,給報個戶口吧,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……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,包產到戶不等于單干,單干不等于資本主義,沒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由此,大包干責任制終于在安徽省報上了戶口,但這是地方戶口,只能在省內通行。雖然“大包干”得到安徽省委的承認,但并沒有完全達成共識。

遺憾的是,1980年春,萬里離開安徽到中央工作。其后,大包干的爭論在全省乃至全國展開。

“小平同志談話”帶來艷陽天

1980年上半年,省委連續召開了蚌埠、蕪湖、巢湖會議。在這些會議上,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評。

形勢急轉直下,有的縣下令不許搞包產到戶,搞了的要限期收回。滁縣該何去何從?難道大包干真的是一種倒退?就在此時,我在省委意外看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一份內部談話。

鄧小平同志說:“‘鳳陽花鼓’中唱的那個鳳陽縣,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,也是一年翻身,改變面貌。有的同志擔心,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。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。……總的說來,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。”

這個談話讓我振奮不已,更堅定了我的信心。當時這個談話尚未公開發表,但我迅速向所屬各縣委書記做了傳達。

但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,除了滁縣、六安地區外,其他地區基本是“一邊倒”,對“大包干”形成圍攻之勢。在這種形勢下,我在會上首先強調包產到戶可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,勞動者積極性的高與低,是檢驗生產關系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根本標志;同時,列舉了實地調查數據表明,增產最多的是包產到戶,次之是包產到組,而“大呼隆”的生產隊只能是平產或減產。

最后,我說:“如果上級不同意,那就請上級正式發個文件,進行糾正,我作為共產黨員、作為下級,服從就是了。不要像現在這樣,今天這里批,明天那里批,施加壓力,搞得人心惶惶,整天提心吊膽。我已準備被撤職,但問心無愧,對得起黨,對得起老百姓。”

當時全場氣氛緊張,鴉雀無聲。由于分歧很大,省委第二書記顧卓新建議把鄧小平那篇談話念一遍,作為會議總結。從那以后,包產到戶就迎來了艷陽天。

1993年3月29日,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,將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”正式載入憲法。
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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